2021年3月12日—2021年6月8日

小时候对时间的理解比较浅显，总认为历史是过去时。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以及未来的时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并无瓜葛。随着年龄增长，时间的界线在自我感知中变得日渐模糊，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日常思考的主题。

2021年3月12日艺术家曹斐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回顾展“时代的舞台”在UCCA举办。展览以“南方游戏”“都市乐园”“车间内外”和“另类实境”四个主题展开，反映了全球化浪潮下的时代变迁。南国长大的曹斐出生于1978年，是最早感知到中国深刻变革和转型的一代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最早与西方的经济体制接轨也产生了自90年代以来最早的打工人文化，那时的“外来妹”经常成为影视剧的主题，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许多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对城市最原始的乌托邦想象。曹斐的许多作品不仅是对城市文化变迁的直接反映，也是女性视角下社会发展的观察和解读。

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向往的是苏联人民的电气化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转轨市场经济后，商业的繁荣遮盖了一切原有生活的底色，日常生活也逐渐被信息占据和切碎，被所谓的“现代化”一点点吞噬。在这个极速变化的过程中，人已成为被工业化不断异化的符号，失去了个体的存在价值，马克思曾说“人的价值最为重要，人有创造价值的价值。”而在资本的异化中，人的价值却逐渐被弱化和遮蔽，这也是工业时代发展到后期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为了便利而产生的科技，到最后反噬成为对人最大的束缚，是一把双刃剑。例如全球最大的电商亚马逊一方面由于技术的更新让生活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促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

在曹斐的作品里，这种“分裂”无处不在。例如她的“嘻哈”系列（2003-2006），《谁的乌托邦》（2006）揭开了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被隐藏的一面，不同职业的人，做着诙谐、离奇、荒诞的动作，虽然表现的很异常，但是究竟哪一面才是最真实的，又令人反省和深思。在其作品《亚洲一号》中，曹斐用超现实主义的方式，直白地揭示了流水线上生活的人是否还具有真实性，面无表情的“工具人”和空寂的厂房不断反衬出人性的萧条以及个性的消弭。正像20世纪初卓别林在其电影《摩登时代》中所探讨的——在技术发展的时代，工具化对人的剥夺。

曹斐的作品中心是“城市”，除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还有就是城市本身的变化。“70后这一代人是被理想主义和消费主义双重影响的一代。既没有父辈那样的英雄主义情结，也不像80后那样可以与虚拟世界自然合二为一。70后生长在社会剧变和转型期，目睹了现实生活中变幻的一面。”曹斐的作品是倾向于精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这与她成长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不无关系，曹斐的父母都是雕塑艺术家，也是学院派老师，在耳濡目染父亲纪念碑式雕塑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曹斐对历史及其语言也逐渐形成自己个人的见解。

在曹斐的作品《红霞》中，她对历史和时间的考古意识愈发清晰。曹斐用五年时间拍摄了酒仙桥电子工业社区的社会历史与城市转型，采访了国营老厂的退休员工、曾经的电影院经理、工人的后代等。事实上，90年代至千禧年正是是城市改造最高潮时期，商品房经济的兴起使家庭和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民城市化的激进期，并在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乌托邦中难以自拔。这一时期，随着新事物的频繁出现，很多旧的建筑和社区相继凋敝，隐藏在历史的深处。某种程度上说曹斐的作品又是反乌托邦的，因为那个已经被隐藏的旧世界恰恰又是曾经的“未来世界”。

20世纪初，现代性提升了欧洲的发展并辐射全球，它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汪晖曾说“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为人们提供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人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现代性被界定为一种漫长的全球化进程。同时，现代化也带来连锁反应：“娱乐至死、信仰缺失、科技反噬人性、官僚体系的弊病、人在社会中的原子化等。”在信息联通、商业扩张的今天，这些问题既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也是艺术家无法回避的课题。

新冠疫情暴发后，知识分子开始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深层反思，这是继二战之后首次出现的一个事关共同体的重要话题，而由此产生的影响至今还无法估测，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艺术家在今天已经无法回避身处于全球化这一历史背景的事实，正像今天“新疆棉”所牵扯出的震荡，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逃避意识形态对人的改造，而商业又恰巧是这一复杂关系的完美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