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蒲英玮 译 贺潇 图 巴黎东京宫

尼尔·贝鲁法：我敌人的敌人 

巴黎东京宫 / 巴黎

2018/2/16 – 2018/5/13

今天，政治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我收到一封群发的匿名邮件，上面只是简单地写道:“政治已死，明日下葬，特此通知。”邮件的编辑时间是今天，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政治也许昨天就死了，又或许是很久以前。

下葬的广场在隔壁的一座城市，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如果乘坐早上的火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似乎不能拒绝，他知道我平日是关心政治的，而这点在今天则并不多见。只是，牺牲员工两天的效益让他很不情愿。我见他⾯有不悦，便只好跟他说:“政治死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他没有搭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没有什么是他真正在乎的。不过我又何尝不是，等到明日葬礼一结束，那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回归正轨，我也得再找点什么别的去重新在乎了。

我乘的是早上六点的车。天⽓很热，跟平常⼀样，压抑的空⽓让⼈喘不过⽓。我坐在车站的餐厅吃饭，偶然间听到旁边几桌人的交谈，这些人似乎也与我同路。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像我一样身穿黑色西装，甚至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要去哀悼的念头，鲜艳的着装与夸张的妆容看上去似乎是要去参加一场庆典。也许是我自己搞错了，他们口中的“政治”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1]开往城市广场的那班火车毫无预兆地提前了了，我囫囵吞下了手中的食物，匆忙跑去站台。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随后火车的颠簸与车厢里的汗味，还有列车窗外频繁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于是就靠在椅背上打起了瞌睡。

政治？是的，我知道它好久了，甚至从我出生的时候就对它有所熟知。作为一个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我出生后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究竟选择以何种语言叫出我人生中的第一声:“妈妈”。这个选择无疑是困难的，并且由于年年代久远，我已经回忆不起来当时的选择究竟是怎样的了；以至于现在，选择用何种语言发出“妈妈”这个词依旧对我来说是一个政治难题。我害怕去回答，不过幸好，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这在一个法国穆斯林移民家庭里算是罕见。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母正在家中吃饭，邻居神色慌张地跑来对他们说:“外⾯出事了，你们也快去看看!”⽗母慌忙换⾐收拾，好像期待了很久的骚乱终于发⽣了，继而慌忙跑出去，留我一个人在家。记不清楚又过了多久，爸爸一个人回来了，神情沮丧，似乎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不像他之前所预想地那样。紧接着就是几天沉默不语的⽣活。直到有⼀天，⽗亲来到我面前，坐下，⼿里捧起一本书向我念道:“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接着他说:“你要记住这段文字，以后你也应该像这本书里所描述的那样，冷静地面对你妈妈的离去。”我只好照做，并把这段描述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直到⼏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亲为了不让我伤心，曲解了加缪的文字。也许，并没有。他从来都觉得加缪是法籍阿尔及利利亚人的骄傲，只是，

在某些事情以后。有些人死了，有些事死了。

现在，我把这段多年之前纪念母亲的文字重新翻找出来用以纪念今天政治的死亡。纪念这个伴随我出生和成长的叙事。我再一次回忆起那些暧昧重叠的时刻母语，乡音或者口音;身份，祖国或者帝国。

[2]举行葬礼的广场上聚集的人比想象中要多。但似乎每个人到达的时间有所不同，我是指，有很大不同。有些是像我这样刚刚来的人，也有些已经来了有几个星期，有些则更早。我向旁边一位年龄看起来很大的人询问他来的时间，他回答说:“⼋十年代末就来了。”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继续说道:“有人来得更早，只不过⼤部分的人来了又走了，有的则选择在这儿度过余生，有人在这个广场死去，也有人尚未到来。”

“我想，我会与大多数人一样，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3]

[1]本文为巴黎东京宫法籍阿尔及利亚艺术家尼尔·贝鲁法(NeïlBeloufa)展览《我敌人的敌人》(L’Ennemidemonennemi)的平行虚构。文章前半部分改写于同样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加缪(AlbertCamus)的短篇小说《异乡客》(L’Étranger)。展览挪用了大量至今为止⼈类历史上关于权利的形象:宗教、民族、⼈种、战争、宣教、记忆，并从不同的机构借⽤/挪⽤了⼤量其他艺术家，或者是其他人所制造的作品与物件，例如库尔贝与毕加索的原作、好莱坞战争电影的军用卡车背景板、即时战略游戏、政治竞选海报等。“政治阵营”或是“政治光谱”被溢出的图像所抹平，观众犹如置身在一个关于统治或操控的“争夺合法性的地狱”之中。而我们可以猜测，尼尔·贝鲁法本⼈是没有任何信仰的，或者说艺术家致⼒瓦解⼀切信仰，政治或神，知识或道德，历史或⽂明；艺术家只选择把今日现实的混沌处境不加修辞地抛在展厅之中。

[2]而这种反政治的政治叙事之所以可以更加得行之有效，则必然与艺术家“法籍阿尔及利亚人”的身份背景有关。这里暂且不谈论艺术家利用身份政治的话题性来博取西方世界关注的陈词烂调，让我们试图站在一个更加真诚而具体的维度来想象:身份的特殊性对于⼀个移民家庭来说是天然存在的，文化的冲突、世界观的相左则很自然地在场于作为移民二代的艺术家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当中。所以“母语”与“故乡”的概念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悬置的，选择任意⼀方都代表着对另⼀方的背叛。而艺术家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也就是对两者的共同弃绝，成为在意识形态中散步的流放者。

[3]“我想，我与大多数⼈一样，不会在这⾥停留太久”是基于展览中的一件视频作品而联想到的潜台词。影⽚中，某⼈正在用社交软件的视频功能直播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场烟花，继⽽突然庆典之处传来了枪声，遭遇恐怖袭击，⼈群骚乱，拍摄者与其身边的朋友们也随之陷⼊了恐慌，但直播依然在继续。通过屏幕上不断弹出的留言可以看到，进入这个账号观看直播的网友们经历了与拍摄者同样的动荡时刻，而可以想像的是，这个账号现在依然在使用当中，用来直播别的什么东西，而也依旧有着不同或者相同的观众。

“尼尔·贝鲁法：我敌人的敌人” 巴黎东京宫展览现场

“尼尔·贝鲁法：我敌人的敌人” 巴黎东京宫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