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鲁:光景
站台中国 / 北京
2020年7月18日-8月30日
马可鲁:春之祭
dRoom-站台中国 / 北京
2020年7月26日-8月30日
798艺术:此次您在站台中国及其dRoom空间的展览《光景》、《春之祭》分别展示了创作于七、八十年代的写生作品,及2000年后的《春之祭》系列。能否首先谈谈展览的缘起?
马可鲁:2019年在站台中国的展览《自述》呈现了我90年代及2011年之后的一些作品,梳理了我个人抽象创作的脉络,以及各个时期绘画性的不同体现。海涛知道我早前主要以风景写生的方式创作,但却不知道有这么多作品,于是想专门为这些作品做一个项目展,我提出在大空间中呈现。这些作品中既包含了自然的灵性,又有对绘画语言的探索,其中的抽象、写意成分延续在我后来的创作中。他同时注意到《春之祭》系列。这是唯一一个在早年写生时期之后,体现自然和光的意趣,有一种乌托邦、浪漫气息的系列作品。这些不是随时可以画出来的。《春之祭》很少展出,正好dRoom展览还有一周结束,于是挑出了大概7、8幅在这个空间呈现。我很喜欢在大空间展小作品,小空间展大作品。显而易见,它和我早年写生创作中捕捉光及瞬间感受的方式是非常一致的。
798艺术:将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并置显然意在强调彼此之间的关联,但即便除去具象与抽象这样显而易见的形式区别之外,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品显然也渗透了不同的思考与表达。
马可鲁:早期写生是面对自然时非常直接地捕捉光影的颤动,其中有对印象派的研究,还有对包括写意等在内的绘画趣味的研究。显然它不是仅仅关于风景,而更多地体现了对绘画语言的锤炼。
《春之祭》和我自己生活的变化、生命的遭遇有关。我向来愿意让作品直接面对生命现实,不管是个人的还是自然的,而不是阐述、回应现实的宏大主题。从创作《春之祭》系列开始到现在,我的作品里面不再使用大地色。画面中的色彩,比如银灰色、灰蓝色、柠檬黄,都有一种特定的情感的因素在其中,而不像早期写生时是为了研究技术及主客观的关系,但由于早期对光、色彩年复一年的研究,在《春之祭》系列中它们就像音乐一样流淌出来了。虽然今天我不再希望我作品中有多愁善感的成分,但巨大的情感的力量在这个系列中是自然流露。
798艺术:《光景》展览中的那些风景写生大多是您在“无名画会”时期的创作。画会成员在方向及理念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比如对当时官方美学的背离,但成员们显然也有各自的探索脉络。此次展出的这些风景写生的创作时间横跨12年(1972-1984),可以观察到,前期和后期的作品面貌还是非常不同的,能否谈谈那个阶段您的个体实践状态及思考方向,包括其中的变化调整?
马可鲁:我在室外写生开始于1969年,在1973年和无名画会的成员走到一起之前的画至今大概还有一二十幅,但这次没有放在展览里面。那时大家由于每天一起做画,不断地切磋,彼此会产生了一些影响,在美学认知、题材选择,及可以被称之为风格的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趋同,还有就是对当时学院体系、文革美术的反叛,以及对文雅、完好的画面气息的追求 。我早在1969年就开始对印象派产生感兴趣,之后又对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的研究,那时资料非常少。1975年我的作品量最大,到了1976年我开始有意识地避开他人的影响,单独行动,更多地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尝试不同的感觉和方式,画幅也变得大了。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国外的展览及包括文学、音乐在内的信息进来了,那时年轻,我们很容易接受新事物,于是就推着自己不断往前走,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抽象创作的阶段。
798艺术:此次展出的大部分风景写生是以纸本油彩为媒介的,当时的这种材料选择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马可鲁:当时几乎没有画布,即便有,价格也很高,我早年写生偶尔用的画布是面口袋,机械包装用的包装布,那种布过一些年就粉化了,那时在草纸板、水彩纸上刷一层胶就用来画画了。水粉、水彩我也画过,但油画是唯一能非常精确地表达感受、表现光与色彩的颜料。看似逸笔草草,但我们在创作时对自然的观察是非常认真的,对颜色,对色彩关系的把控是非常微妙的。在学院中,写生往往被视为习作,但我们反对这种概念,我们在自然中的每一张画作都是创作。动机决定方式。绘画离不开感受力、敏感度、控制力。
798艺术: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回望,那个阶段的创作历程对您自身及日后的创作而言意味着什么?
马可鲁:无论社会如何改变,我自身的画风如何改变,其实一切在那时就已经被决定了。那时我们总喜欢说,艺术是由于什么,而不是为了什么。我始终作为一个个体面对艺术,在不同阶段把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不仅是绘画实践,八十年代所感兴趣的老庄古代思想、宋元绘画、魏晋书法,西方的现代、后现代主义、包括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听的音乐都塑造了今天的我,并影响了我的艺术。那个时期奠定了我面对世界、自身、创作的态度和方式。而且在那个没有商业氛围、物料匮乏的年代,依旧画了那么多的画,虽然无奈,但却让我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画。
798艺术:您后期的写生呈现出抽象性元素,风景是否是之后进入抽象阶段时画面的直接来源?
马可鲁:并不是。我1982、1983年的抽象绘画创作曾经依靠梦境,画面比较偏几何、平面,那时我想要与眼前的自然切断联系,严苛地追求理性绘画。再之后画面出现松动的迹象,又变得自然起来了。但这个自然已经不再是风景了,慢慢进入到形而上的宇宙层面。2009年的《春之祭》系列就在这中认识基础上的创作,画面中不再有自然风景,但它们又有着充盈着生机的自然与生命的感觉。
798艺术:《春之祭》的画面笔触极具表现性,这里面似乎渗透并强化了早期风景写生时出现的那种写意风格。相比于预设,过程似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风景写生带给您的影响?
马可鲁:《春之祭》的创作过程中包含感觉甚至幻觉,它不是理性分析,但理性分析是下意识地运作,它源于过去的经验。实际上,《春之祭》包括了我之前所有的实践经验,一个是写生的色彩关系和对于光的理解与感受;还有我进入抽象阶段后对抽象表现主义中泼洒、飞溅、覆盖、流淌的语言运用,对过程的强调;以及我在1994年以蜡为媒介创作的那些作品中对八大山人画面形象的借用。我的画在不同时期看似跨度很大,但其实一直在两极之间跳跃,不断提出问题、寻找新的可能性。
798艺术:一直以来,您的绘画是反风格化的,所以在形式面貌上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但同时仍有一些贯穿始终的东西。
马可鲁:是的,尤其是当我走过几十年,发觉人无法揪着头发离开地面。但在一个阶段内自己要的是什么,这个是明确的。经历了早前面对风景、自然的实践,进入抽象的挣扎,又被社会事件冲击、折磨、力求平复而出现的貌似极简主义的作品,而后又进入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在画面中植入传统经典绘画图式,再回到抽象之后,我想重新开始,放弃过多执著于将个人的生命遭遇情绪化的体现在画面中,对各种主义与目的的厌倦和疏离,使我在2016年进入《啊打》系列的创作,画面中不再有东西方的纠结,一切多自然生成,去除画面中的意义、构图方式,技术技巧,更多接近一种同质性,甚至是反绘画的。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的结果。
对我来说,这些旧时的作品展一展就过去了,虽然有不同的画廊邀请我做回顾性质的展览,但我并不想在这上面纠结太久,我希望将来的展览更多呈现我当下的作品。我始终觉得,对自己而言最感兴趣和最具挑战的是往前走的可能性。
马可鲁“光景”站台中国展览现场
《昆明湖》纸上油画 19.5×23.5cm 1975
文:王薇
图:站台中国